人們通常認為有口才、思辨、知識、智慧等，這當然沒錯，但除了這些，我認為長沙債務糾紛律師還需要有一項特質，就是勇敢。

　　律師是民主制度的產物，長沙債務糾紛律師職業歷來被看做是法律正義與社會民主制度的捍衛者。就我國而言，1993年以后，律師從專政工具之組成部分——國家法律工作者一—還原為制約權力、挑戰權力、捍衛社會正義的本來角色。任何民主社會都需要對權力進行制衡，現代法治社會強調以“權利制約權力”，人民所享有的權利越廣泛越巨大，“官”的權力的范圍就會越縮小越受制約。如果擁有法律知識、具有專業特長并以法律實踐為業的律師，都不能發揮制衡權力的作用，那一般公眾又如何能實現以權利制約權力呢?

　　既然律師的社會定位如此，那么，律師如何實現時。代、社會和法律賦予的神圣使命，如何在對權力的抗爭中實現司法與社會的

　　進步便成為關注的焦點。這樣的大話題，對于律師這個行業而言并不言重。這樣，就給律師提出了要求，那就是需要律師勇敢起來，挑戰權力，不畏強權，據理據法，維護民眾的權利不受權力侵犯。不能因為律師所具有的某些商人屬性，就掩蓋或忘卻自己的這一社會使命。正如美國19世紀著名律師吉爾頓所說：“如果律師事務所僅變成了一種掙錢的方法，一種盡可能方便而又甘冒任何風險的掙錢方法，那么律師就型落了。”律師提供有償法律服務與醫生為患者看病療傷要收費一樣，沒有什么不好理解，沒有什么可指責的;應該受到指責的是律師一味地追逐金錢，而忘卻了自己應負的社會責任。

　　如果律師只為金錢奔走、只為金錢吶喊，那絕對不是律師的本色，它只能使這個職業蒙羞。相反，如果要求律師只付出而不收獲，那也是對這個職業不恰當的苛求。對于某些從事公益事業或公益訴訟的律師——無論是基于什么原因，都應受到人們的敬仰和尊重，但不能就此要求所有的律師只為公益，不講私益。如何真正把握好這樣的度，在公益與私益、利益與責任之間取得最好的平衡，不僅是對某個律師，更是對整個律師群體提出的挑戰性話題。

　　律師談論金錢沒有什么可羞恥的，就像企業要談論社會責任感一樣。承擔社會責任，固然是每個生活在這個社會當中的人都必須面對的，只是像長沙債務糾紛律師這樣的職業本身就已經設定了其當然的社會責任。責任，可以使人產生前進的動力，同時可以使人產生勇氣。尤其身為律師者，有至高無上的法律作為武器和后盾，就沒有什么理由可以不勇敢。德國偉大的法學家魯道夫·馮·那林在其不朽的名篇《為權利而斗爭》一文中深刻地指出，“為權利而斗爭是權利人對自己的義務”，因為“你必須到斗爭中去尋找你的權利”，“權利從它放棄準備斗爭的瞬間也放棄了它自身”。